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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丘伏氏的复兴与家风之变



两汉之后,一般姓氏书,大都以“平昌安丘”为伏姓望族。而平昌安丘之伏姓与东武伏姓实为同支本家;今诸城之西北,魏晋时属平昌郡,与安丘同属一郡。唐林宝《元和姓纂》卷十介绍伏姓:“平昌安邱:胜(即伏生)七代孙理,高密太守,生凤、湛。湛,后汉大司徒。凤五代孙仪生大鸿胪策,策曾孙滔,晋游击将军;曾孙曼容,齐率更令。”
  据《后汉书·孝献帝纪》,建安十九年(214)“十一月丁卯,曹操杀皇后伏氏,灭其族及二皇子”。所谓“灭其族”,也许只是近族,不追究远族;或其时已是乱世,有令难行;或者汉魏人侠义之风不泯,反感曹氏之矫诏乱命,掩护伏氏后人脱逃大难;而东州之地,山海间阻,大泽深谷,不难龙潜虎遁;种种可能,使东武伏氏未尝尽绝,亦未可知。
然而,伏氏与曹操有不共戴天之仇,所以终曹魏一世,没有入仕者。但在东晋南朝,东州伏氏再度复兴,且异峰突起。
  伏湛之后,到汉末即传8世。按《元和姓纂》,伏凤是伏湛之兄,自汉末到伏滔生活的晋孝武帝时,中间隔曹魏西晋两代,近150年,伏滔竟然为伏凤八世孙,似无此理。且伏凤、伏策之名,不见它书记载,这个世系更成问题。宋洪迈《容斋四笔》卷九《姓源韵谱》说“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”,而尤以《元和姓纂》“诞妄最多”,关于伏氏的世系,即可作为一条证据。不过伏滔以后,平昌伏氏的世系,倒是非常清楚。参考《晋书》卷九十二《文苑传》之伏滔传,《南史》卷七十一之伏曼容传,序次如下:
第一世,伏滔;第二世,伏系之;第三世,伏胤(之);第四世,伏曼容;第五世,伏暅;第六世,伏挺、伏捶;第七世:伏知命(伏挺子)。
  伏滔是东晋伏氏最显赫的名士,字玄度,曾为大司马桓温参军,佐其平定寿阳,以功封侯。太元中,拜著作郎,专掌国史,领本州大中正。后迁游击将军,著作如故。卒于官。伏滔以文学著名,有《正淮论》二篇行于当世,又有文集11卷,《大司马寮属名》1卷,近人陈蜚声皆辑而存之。伏滔当时与袁宏齐名---袁氏与伏氏,皆与曹魏有世仇。伏滔之子伏系之,官至光禄大夫,有《伏系之集》,陈蜚声亦有辑本。
  南朝伏氏最著名的当属伏曼容。伏曼容,字公仪,据《南史》本传,他是“晋著作郎滔之曾孙也。父胤之,宋司空主簿”,如此说来,伏系之与他是祖孙关系。也有人因伏系之、伏胤(之)名字相类,怀疑是兄弟关系甚至直书伏胤之为“伏胤”。其实晋宋人对姓名避讳,还没那么多讲究。王羲之、王献之不也是父子吗?
  伏曼容早孤,与母兄客居南海。少笃学,善老、易,倜傥好大言。南朝宋明帝泰始年间(465~471),为骠骑行参军,迁司徒参军,历江宁令,入拜尚书外兵郎。顺帝升明(477~479)末,为辅国长史、南海太守。宋明帝好周易,曾召集朝臣于清暑殿讲,诏伏曼容执经。伏曼容亦善文辞,为南海太守时,至石门作《贪泉铭》。南齐(479~502)初,为通直散骑侍郎。先后官太子步兵校尉、率更令,迁中书侍郎、大司马谘议参军,出为武昌太守。明帝建武(494~497)中,拜中散大夫。梁台建,召拜司徒司马,出任临海太守,卒于官。南朝帝王对儒术兴趣不大,伏曼容仍聚徒讲学,生徒常数十百人。其子伏暅、孙伏挺亦以讲学为事。“三世同时聚徒教授,罕有其比”。其中以伏曼容经学成就最高,有《周易集林》、《毛诗集解》、《丧服集解》、《论语义》等多种。
  伏曼容还是南朝伏氏中最博学的人,《南史》本传称他“善音律,射驭、风角、医算,莫不闲了。”
  读罢《史记》及两《汉书》伏氏传记,再读《晋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中伏氏传记,就会产生这样的观感:家风变了。也许伏滔以后的伏氏,从家谱上还是伏胜一系,但两汉伏氏“清静无竞”的家风,却没随基因遗传。简而言之,两汉东武伏氏倾向于内敛,做事慎重而沉稳,而晋宋之安丘伏氏,倾向于外发,坦率而张扬。从文化取向上,两汉伏氏惟经学是务,晋宋之伏氏则驰骛声华。
  此风可谓始于伏滔。《世说新语·宠礼》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:晋孝武帝在西堂会见群臣,伏滔也在座。他回到家后,一下车子就把儿子叫来,对他说:“举行上百人的盛会,天子一落座,还来不及说别的话,就先问:‘伏滔在哪里?在这里吗?’这种荣誉本来是不容易得到的。做父亲的能达到这样,你看怎么样?”激动、率真之情,可见一斑,当然其中亦不无虚荣炫耀之心。《晋书》“伏滔本传”于其事迹叙述甚为简略,竟也记载了这则轶事。
  在南朝,伏氏家风每况愈下。梁武帝(502~549)时,黄门侍郎伏暅因争功请爵,为人所劾;他的儿子,被任昉称为“日下无双”的南台书侍御史伏挺,因事纳贿被劾,惧罪变服出家,竟当了和尚!伏挺的儿子伏知命,因父亲宦途不顺,怨恨朝廷,后来竟然随侯景叛军篡位,官至中书舍人,权倾内外。可惜侯景兵败后,伏知命也被下狱囚禁至死,是结局最不光彩的一个。
  东武、安丘的伏氏,南朝以后,基本就寂寞无闻。但到清代后期,忽然人们对伏胜之学变得非常热心,并对伏氏宗族,也异常的感兴趣。
  伏生弟子张生、欧阳生等人记载伏生关于《尚书》言论、由郑玄作注的《尚书大传》,自宋代理学盛行,土苴汉学,便散失亡佚。但从清代中期开始,很多学者热衷对此书的辑佚,有数十家之多,孙之騄、卢见曾、卢文弨、董丰垣、孔广林、任兆麟、陈寿祺、王谟辑、樊廷绪、孙志祖、姚东升、袁钧、黄奭、皮锡瑞、王闿运等辑为较著者。
  由对伏生学术的关心,到对伏氏家族的关注,这在传统的宗法社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康熙三十五年(1696),邹平知县一自称是伏胜六十一世孙、伏湛五十三世孙的伏永芳为伏胜奉祀生,乾隆十一年(1746)选伏湛五十四世孙伏绍先为奉祀生,其子伏中兴继之。嘉庆元年(1796),山东巡抚、学政访察伏氏后裔,欲立五经博士,因伏中兴年老,举荐其侄孙、伏湛五十七世孙伏继祖。嘉庆十年(1805)十二月,时年17岁的伏继祖被恩准为五经博士。伏氏五经博士,是中国封建社会所设立的最后一个先圣先贤的五经博士世职。
  清儒崇奉伏生、郑玄,自有其深远的文化背景。通观清代三百年学术,给人以比较清晰的层次感。正如梁启超所说,清代学术其实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学术,来了一次“倒卷帘”。从时间顺序上,由明末王阳明之学,进于宋儒程朱理学;由程朱理学,进于东汉许、郑注疏考证;由许郑之学,进于西汉董、伏(董仲舒曾为胶西相,与潍水经学也有关系)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。从价值取向上,是由虚到实,由主观而客观。晚清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转变,还有一个潜在的指向,那就是社会变革。古文经学倾向于维持既有秩序,今文经学的精髓则是变法改制。西汉伏、董的今文经学,导致了汉武帝太初改制;晚清的今文经学,则一定程度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,并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。如果没有今文经学鼓吹新周改制,20世纪的中国人会不会那样容易甚至轻率的接受“革命”的概念,还是个问题。如果说汉文帝立伏氏学为五经博士时,是中国经学的红日东升;清代嘉庆年间所置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五经博士伏继祖,就已是两千年经学的落日夕照,或者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次涅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(作者系潍坊学院中文系副教授)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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