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董氏新闻 | 家谱源流 | 古代人物 | 香港正版跑马资料大全 | 文物古迹 | 图片新闻 | 董氏家谱 | 董氏论坛 | 中华万家姓

董作宾:甲骨学家



提起董作宾,中国学界并不陌生,抗战前,就流传着"甲骨四堂"的说法。所谓"四堂",即雪堂罗振玉、观堂王国维、鼎堂郭沫若、彦堂董作宾。董作宾生前死后,人们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给予充分肯定。1945年傅斯年在董著《殷历谱》序中说:"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,即彦堂之每进一步。"董作宾的每一项研究,都有力地推动着甲骨学的发展。世所公认,董作宾是甲骨文研究中少有的几个大师级学者之一。

 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,那些堪称大师的学者,大都先出国留学,接受了现代教育,掌握了现代知识、理论和治学方法,后回国从事某方面的研究,取得重大成就;董作宾与他们不同。他是先取得重大成就,后走向世界--成为国际知名学者的。未出国门而取得突出成就腾声遐迩的学者,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也不乏其人,但多属书香门第,家学深厚,自幼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训练,为走向光辉顶点打下坚实基础;董作宾与他们也不同。他所走的,是勤奋自修的路,与他共事多年的著名学者李济先生说:董作宾是"旧社会产生出来的一位奋发自修的学人。"

  董作宾,字彦堂,1895年生于河南省南阳一个小商人家庭。他6岁入塾,12岁结婚。从14岁开始,他于读书之余,协助父亲进行手工劳作,印衣袖,刻印章,写春联,以增加家庭收入。29岁以前,虽然一直没有放弃学业,但也未能潜心学习。在河南,他就学于元宗小学、县师范讲习所、河南育才馆;在北京大学,他当旁听生,研究生,师从可谓多,就学的路可谓长,但大都是"半读半耕",读书经营并举,有时甚至弃学经营其他,把学业当成业余。尤其是21岁后,其父去世,他不仅要谋求自己的生计,还要操心妻小,养家糊口。他曾设馆授徒,经营书业,编辑报纸刊物。算起来,他正式学习的时间很少:在南阳师范,在育才馆,在北大当研究生,都只有一年多时间。但是,靠勤学苦读,他总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。青年时期养成的刻苦读书的习惯,持续一生,到晚年,他身兼多种学术职务,杂事缠身,疾病缠身,仍读书至深夜,并视此为乐事。

  董作宾从事甲骨文研究很晚,可谓半路出家。1918年他在开封育才馆从时经训先生受商简,始知有甲骨文,但当时并没有对此产生多大兴趣。1922年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时,开始接触甲骨文方面的知识,曾用油纸影写《殷墟书契前编》拓本。1924年当助教,才对甲骨文产生浓厚兴趣,经常与同事谈论研究甲骨文的计划,还打算到安阳殷墟进行考古发掘。这当然只是计划。人的计划往往受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限制,对于一个负有养家糊口责任的人来说,限制更多。他不能扔下职业自行其是,否则,生活陷入困境,志向更难实现。从商人之家走出来,有家庭之累的董作宾深知这些。考古发掘之类,只是计划,直到1928年他34岁的时候,其学术精力大半用在歌谣、方言、民俗等方面,没写一篇有关甲骨文方面的文章。

  改变董作宾学术乃至生活道路的,是傅斯年。董作宾1927年到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教授,结识了傅斯年。董作宾虽然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,没有博士光环,但他那刻苦治学的态度,却深得傅斯年赏识。1928年4月,傅斯年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写信给因母病返回乡里,在南阳中学任国文教员的董作宾,聘他为通信员,调查洛阳石经及安阳殷墟甲骨文出土情形。董作宾欣然受命,辗转来到安阳。他找到彰德十一中学校长张尚德、安阳尊古斋肆主王嘉瑞、花园庄私塾教师阎含声等人了解情况,又到洹水西岸小屯村进行实地踏勘。

  董作宾1928年夏天来到殷墟遗址。目之所及,深感痛心。安阳小屯村的龟甲兽骨,是19世纪末农民耕田时发现的,药材商人当作"龙骨"廉价收买。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得识甲骨价值,多方搜求。其后,一些学者也表示了很大兴趣。到20世纪20年代,甲骨文研究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,引起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。古董商、药材商也广肆收购,获取暴利。二十多年间,小屯村挖掘成风,偷盗成风,掠夺性的挖掘抢购,使殷墟古物遭到严重破坏。董作宾来到小屯村的时候,大批的甲骨器物已被抢走,挖掘高潮已经过去。殷墟遗址残坑破洞,一片狼藉。残破的甲骨碎片和古器物散落地上,随处可见。董作宾忧心忡忡,他详细勘察殷墟遗址,访问当地村民,了解挖掘和甲骨出土情况。他感到,殷墟甲骨虽遭破坏,但仍有发掘的必要。于是,他撰写《洛阳石经殷墟甲骨调整报告暨发掘计划书》,详述考察见闻,提出发掘计划,呈交傅斯年。

  报告很快得到傅斯年的重视。1928年秋,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,董作宾被聘为编辑员,主持试掘小屯遗址。试掘工作从10月13日开始,到31日结束,十几天的发掘,获得许多有价值的龟甲和古器物。董作宾非常高兴,用近一个月的时间,撰写发掘报告,摹写出土的甲骨文字,并就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这一报告证实了调查推想,为进一步发掘提供了切实依据。从此,董作宾的名字便与殷墟考古和甲骨文研究连在了一起。

  考古发掘是一项细致耐心的工作,稍有疏忽,就会遗漏和毁坏重要文物,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。在屡遭毁坏的历史废墟上发掘,既要有科学的方法,还要有敬业精神,董作宾具备这些条件。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,用才智和聪明克服了许多困难,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。他提出点、线、面相结合的发掘方式--先是点的探寻,确定有价值的发掘点,然后详细勘察点的具体情况,确定与之有关联的线,再把若干线连起来,形成发掘面。这样,不仅找到了地下的甲骨和古器物,也把殷代的庙堂建筑、墓葬文物的分布形态重现出来,从而为考古研究提供了系统完备的材料。

  从1928年10月到1937年"七七事变"前夕,董作宾主持或协助李济主持史语所考古组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,获得大量有字的甲骨和无字的器物。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大龟四版。1929年12月12日,第三次发掘宣布结束,当天下午即将收工时,考古队在大连坑南井井口下约30公分处发现大龟四版叠在一起,上面满是文字,带有许多原始资料。这一发现轰动了中国学术界。李济博士撰文说大龟四版的发现,为现代的中国考古学建置了一块很稳定的基石。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得知这一消息,立即写信给史语所,索要拓片。董作宾等人对流亡海外的郭沫若深表同情,慷慨地寄上全份拓片,满足了他的要求。这些拓片对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,对充实他的《卜辞通纂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他在《卜辞通纂考释·序》中说:"大抵卜辞研究自罗、王而外,以董氏所获为多,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辟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。"郭沫若因此与董作宾建立了密切关系。1942年董作宾赴重庆开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时,专门访问了郭沫若,郭沫若赠董作宾七绝一首:"卜辞屡载建尸方,帝乙帝辛费考量。万嘴千牛推索遍,独君功力迈观堂。"董作宾是个谦虚的学者,遂作跋云:"余则抱残守缺,绝学自珍。"后来,郭沫若与董作宾分属大陆和台湾,其间的学术交往也因之断绝,并且还曾出现抵牾--这些都是后话,不提。董作宾在组织殷墟发掘的同时,还参加了山东章丘城子崖、滕县安上村等处的发掘。他一生中近十年的时间奔波于城乡,风餐露宿,以辛苦劳作,促进了田野考古的发展。

  董作宾对考古学的贡献,表现在发掘整理上,更表现在解读研究上。前项工作是让掩埋的古代文物现出原型,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原始材料,使甲骨及古代器物从古董上升到考古阶段;后项工作则是通过解读研究,让死材料现身说话,帮助人们认识古代历史和文化,使甲骨文走进科学研究阶段。后项工作包括时代考证,文辞研究,契法探索,骨料辨析等,既需要学识才智,也需要勤奋耕读,甚至是献身精神。因为甲骨文研究,到董作宾写作第一篇文章,虽然已有二十多年历史,出版了罗振玉的《殷墟书契》、王国维的《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和《殷周制度论》等著作,但一直未能走出传统金石学的圈子,董作宾的研究,如在洪荒的山地耕耘,其间有荆棘沼泽,也有崇山峻岭,容不得懈怠,也容不得懦夫,只有在曲折艰难的小路上攀登才有可能到达光辉的顶峰。

  几十年过去,甲骨文研究已获得长足发展,在文字学、古代史学、古代文化学等方面都显示出重大意义。当人们回顾甲骨学研究的重大成就,怀念为该学科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的时候,无不称赞董作宾,称赞他在考古发掘方面的重大贡献,称赞他的学术成就。贡献和成就都是显在的事实,但在这里,笔者要说的,则是他勤奋自修、刻苦钻研的精神,是他勇于开拓新的学术领域,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。因为后者是取得成就的基础和前提。甲骨学界至今流传着董作宾研究"卜"字的形、声、义的趣谈。甲骨文中常有倒竖各异的"卜"字,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这个符号究竟代表什么当时尚无深刻全面的解释。为求甚解,追溯龟卜和骨卜的历史情况,揭示"卜"字符号的堂奥,董作宾颇费了一些心思。那时他住在北海静心斋,面对拓片苦苦思索。后来,他到药店购买龟甲,仿照古人在上面钻凿,然后点燃香火,凑到钻凿的地方灼烤。灼烤到一定程度,龟甲发出声音,与"卜"音极相近;他翻过龟甲,发现烤灼炸出的兆形,成"卜"字形。他对照甲骨拓片,反复比较,得知"卜"的原始字形,就是摹写钻灼的兆象。早期的"卜"字,中间总是一直,但向旁的一点可以在左,可以在右,可以向上,可以向下,视钻凿的部位而定;中间一直所以固定不变,是因为钻凿时中间的横槽刻得最深,被火一灼,最薄的地方先炸裂。他由此对"卜"的形、声、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。一字破释,揭开甲骨文研究中不少的难解之谜。

  因甲骨文具有收藏和研究价值,抢购者日多,价格猛涨。有些人为牟取暴利,学会造假,一时间,赝品流行,真假难辨,给收藏和研究带来诸多麻烦。鉴于这种情况,董作宾下功夫研究甲骨文的刻法。他到安阳找到一个以刻假甲骨文为业的雕刻家,同他交朋友,虚心向他求教,从中学到许多辨别真伪的知识。同时,他也找到研究甲骨文的一条门径,开始进行另一有意义的实验。他用放大镜仔细地审视刻字交叉的地方,又对放大20倍的照片仔细观察,他发现刻甲骨与写字不同。写字可以纵横交叉,而刻甲骨则有固定的习惯:有的先刻直画,再刻横画;有的先刻横画,再刻直画。刻直时完全刻直,刻横时完全刻横,并不交叉进行。对比不同实物和拓片,细心研究刻辞笔画的先后次序,他发现刻辞的习惯因时代不同而异。这一发现对于考证刻辞的年代大有裨益,研究者可以从刻法确定甲骨文的年代,进而考察不同年代的社会和文化。

  《殷历谱》是董作宾根据甲骨卜辞记日、旬、月、年的资料编纂的一部著作,也是他用时最长、费力最多、苦心经营的一部著作。从1930年开始,董作宾就注意甲骨文中的殷历,尔后,不断汇集资料,细心整理,到1935年初步理出头绪。深入研究是在战乱流离中。抗战开始后,董作宾随史语所迁长沙、桂林、昆明。1940年冬,日军封锁滇缅路,云南告急,史语所又迁四川南溪李庄板栗坳。大迁移,让人疲惫不堪,心神难定,再加生活清苦,不少人另谋生计,留下来的人也很难把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上。蔡元培先生常用"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"的话勉励研究院学人。但不管迁到哪里,只要能放下书桌,董作宾就投入工作。在昆明,史语所设在龙泉响应寺,考古组在寺内的龙头书坞安置下来,面积窄小,走廊作室,研究与住宿同屋,人员和标本共栖,他没有停止工作。在李庄,生活更加艰难,连收入颇高、拖累不重的傅斯年有时每餐也只吃一盘"藤藤菜",董作宾家庭人口多,薪水少,时有断炊之虞,但他仍不放弃研究殷历。

  《殷历谱》虽系历谱,却涉及许多方面的知识。为求精确,董作宾向高平子、李钟鸣、竺可桢等人请教,发奋攻读天文历法方面的书籍。书的内容涉及大量数字,仅推算一项,足以让无恒心、少毅力的人望而生叹。有段时间,董作宾陷在数字堆里,或笔算,或珠算,整日推算不停。有人戏说:"历史语言考古所变成数学研究所了。"《殷历谱》于1943年9月着手写作,自写石印,每日一页或二页,到1945年4月写成,历时一年又七个月该书分上下两编,上编包括殷历鸟瞰、历谱之编制、祀与年、殷之年代四卷,下编包括年历谱、祀谱、交食谱、日至谱、闰谱、朔谱、月谱、旬谱、日谱、夕谱十卷。把殷代的历谱做全面整理,从当时的资料和研究环境来说,实在是一件极艰巨繁重的工作。

  《殷历谱》出版后,国民党政府为其颁发嘉勉令。胡适、陈寅恪、马衡、徐炳旭、杨树达、孔德成、朱自清等著名学者都纷纷致函道贺。傅斯年说《殷历谱》使"中国信史向上增益300年",李济称《殷历谱》是:"一部划时代的大贡献","为甲骨学开拓了一个新天地","是学术界的一件伟大的创举。"

  学术界充分肯定《殷历谱》的学术价值,同时也对董作宾苦心耕读、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给予高度评价。傅斯年在该书《序》中说:"《殷历谱》者,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。彦堂天资高迈,精力过人,十载兵戈,飘泊于西南天地之间,此谱耗其岁月约三分之一若四之一,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,故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,不窥园亭亦或须一纪,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妒者也。"

  董作宾于1963年11月23日在台湾去世。一个多月后,1964年初,在印度举行的第26届东方学会年会上,德国汉学家福安柯Franke 提议,为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董作宾先生默哀一分钟。这一提议得到与会者的响应。于是,会场气氛庄严肃穆,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这位闻名世界的甲骨学大师。

 


分享按钮>>董家龙少将
>>董希文:一代艺术大师董希文